
一场直播能挣多少?80万低息配资。
就那场美妆带货,卖一套产品的提成,顶得上一个普通人吭哧吭哧干半年。这数字比她那场官司本身,还要刺眼。
直播间里,她给自己挂了个新头衔,叫“创伤心理康复倡导者”。这七个字比她卖的口红牌子亮眼多了。评论区当场就炸了,直接裂成两半,泾渭分明。一边是“姐姐加油,我们挺你”,另一边是“吃受害者的红利,吃相太难看了吧?”

我点开她主页看了眼,粉丝数已经飙到186万。我记得很清楚,5月份那份医院鉴定书刚出来的时候,还没这么多,这俩月硬生生多了30万活人。
那份鉴定书写得挺专业,弯弯绕绕的。说白了就两件事:第一,她确实因为那晚的酒局,被整出了心理创伤,就是那个叫PTSD的病。第二,但她脑子没糊涂,签字画押、签合同,这些事她都门儿清,有完全的自主能力。
这下好玩了。
公司那边抓着后半句不放,意思是你既然脑子清楚,就别演什么失控的戏码,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。崔丽丽呢,就死死咬住前半句,说我人都被你们搞出病了,这事儿没完。
于是,她把赔偿金从最初的180万,直接喊到了280万。然后一扭头,就在直播间里对着几十万人说:“我不要钱,也要一个说话的地方。”

弹幕里有条评论被顶得老高:“这姐们是把自己的伤口,开成了一家旗舰店啊。”
我蹲了她那场直播,从头看到尾,一个字,累。她这边涂着口红,展示色号,嘴里还得回答网友提的各种尖锐问题,“官司打得怎么样了?”“你这是在卖惨博同情吗?”镜头怼到脸上,能清楚看到她遮不住的黑眼圈,但她的声音异常平稳,冷静得像个干了十年的电话客服。
那个瞬间我好像突然明白了。
她早就不是那个单纯的受害者了。她心里跟明镜似的,大众的同情心就像超市的限时优惠券,是有保质期的。必须在过期之前,赶紧把它换成实实在在的东西,要么是钱,要么是能让她站稳脚跟的话语权。
她的老东家也懂这个道理。所以他们才急着甩出一份协议,一份让她“永远闭嘴”的协议。白纸黑字写着,给你280万,条件是你删除所有社交账号,改名换姓,以后再也不准提那场酒局的任何一个字。
她没干。
她在直播里是这么说的:“我宁可一分钱都不要,我也要保留骂你们的权利。”
这句话说完,直播间的后台成交额,瞬间跳了十万。平台的算法可不管什么对错,一看数据这么好,立马又给了一大波流量,直播间的人气烧得更旺了。

事情搞到这一步,法律条文好像有点不够用了。
民法典里可没写,受害者靠讲自己的故事直播带货挣的钱,算不算精神损害赔偿的一部分,能不能抵扣?法律也没规定,一个受害者,到底可以在多大程度上,靠着自己的经历去“吃饭”。
法官现在能做的,就是让技术部门先去鉴定,那个关键的监控视频,到底有没有被人动过手脚。
但在法庭之外,事情已经传开了。全国总工会都把她这事当成典型案例在研究,讨论怎么把“非自愿陪酒”这种事,也算进工伤的范畴里。

各地公司的老板们反应更直接。他们才不关心什么法律程序,先撇清自己的责任要紧。很多公司连夜修改员工手册,加上一条“本公司不强制员工陪酒”。人力资源部发通知的时候,那口气,就好像给办公室的灭火器贴上检查合格的封条。不是真为了防火,主要是为了万一着火了,能证明自己没责任。
我大概算了算日子,从她第一次在网上曝光这件事,到现在,不多不少,正好四百天。
这四百天里,她的人生像坐过山车。先是丢了饭碗,然后是赢了舆论,接着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现在呢,她可能又要开始失去一部分人的支持了。
有个最新的网络民调,数据掉得比股票还狠。之前相信她是“纯粹受害者”的人,比例高达78%。现在,这个数字已经跌到了43%。
你看,人心就是这么现实。

直播间里,还是有人在问她后不后悔。她对着镜头,有点像开玩笑,又有点像认真的:“后悔啊,后悔没早点开橱窗卖东西。”
屏幕外的我,看着这句话,突然感觉我们这些吃瓜群众挺可笑的。我们围观这件事,好像根本不是在等一个公正的判决。我们是在等,等她什么时候“翻车”,等她什么时候露出马脚,好用来证明,我们当初为她付出的那些同情和愤怒,没有白白浪费。
说白了,这根本就不是一场官司。
这是一场比赛。
一场关于“谁能把自己的故事,讲到最后一集”的比赛。公司想用钱让她闭嘴,结束这个故事。她想用流量把路堵死,让所有人都来看她讲这个故事。
双方都清楚得很,法院的最终判决,顶多算个中场休息。
真正能决定输赢的,是屏幕前的我们,这些观众,什么时候会感到厌烦。

一旦大家看腻了,审美疲劳了,那她就算在直播间里哭成一条河,也换不来一个转发和点赞了。到了那天,别说280万,就是380万,都没意义了。
最重要的是,她能不能在流量彻底断电之前,把这个靠故事撑起来的账号,真正变成一家能自己活下去的公司。
她显然想到了这一点。
她已经悄悄注册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,地址就挂在老家一个商住两用楼里。注册资本写的是100万,但后面还有个备注:认缴期限20年。
这招真高。她连自己的退路,都提前写进了公司的章程里。

我准备关掉直播的时候,她正在涂最后一支口红。那支口红的色号,名字很有意思,叫“无畏”。
弹幕里飘过最后一个问题:“你到底想要多少钱才算够?”
她抿了抿嘴唇,对着镜头,留下了一句话:
“我在等法院给我的数字,我也在等你们所有人都忘了我。”
说完,镜头慢慢拉远,她身后的背景板上,是她自己写的一行大字:说话,比赔钱更重要。
我盯着那行字,突然觉得整件事最讽刺的地方就在这里。所有的人,公司、律师、吃瓜群众,甚至包括她的支持者,都在帮她算账,算她该拿多少钱,算她已经挣了多少钱。只有她自己,还在那儿谈权利。
至于这个权利,最后到底值不值280万,谁知道呢。答案可能在第三季度的判决书里,也可能,在她那个小小的橱窗,还能开多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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