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3年7月16日，北京城，人们在故宫外看到了历史性的一幕：
上千名身着清宫旧服的太监，在卫兵的监护下列队走出宫门。有人低头默然叹息，有人低声啜泣，也有人满腹愤懑，低声咒骂这场突如其来的驱逐。
就在短短几个时辰前，退位多年的末代皇帝溥仪，突然颁布严令，除保留少量负责清扫、贴身侍奉的必要人员外，紫禁城内其余所有太监，一律即刻遣散，限时出宫！
没有提前告知，也没有安置方案，没有抚恤保障。这群侍奉清廷数百年的最后一批太监，就这样被一纸命令，仓促终结了自己的宫廷生涯。
很多人好奇，清朝早已灭亡十二年，溥仪早已退位，为何紫禁城内还保留着完整的太监群体？
根据民国《清室优待条件》明确规定：
“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，可照常留用，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。”
也正因这条规定，紫禁城得以保留了旧朝规制，上千名太监依旧守着这座空城，维系着最后的皇家体面。
而溥仪执意大规模遣散太监，核心诱因是一个月前发生的建福宫大火事件。
1923年6月26日夜，九时左右，紫禁城建福宫突发大火，当晚连续烧毁房屋数百间，延寿阁古物、广生楼藏文大藏经、吉云楼与凝辉楼金佛及景泰蓝金亭、敬慎斋大藏经版等文物焚毁殆尽。
事后内务府粗略报告，共损失金佛2665尊，字画1157件，古玩435件，古书几万册，仅烧毁残存的金片，就达到了1.7万两。
而就在大火之前，溥仪下令彻查宫内珍宝失窃一案，紧接着就发生了大火。尽管官方认定是电线短路所致，但溥仪坚持认为，这是太监监守自盗，纵火灭迹。
所以短短二十天以后，溥仪就下令，宫内除保留20名必要太监之外，其余太监一律清退出宫。
1916年溥仪“证件照”
一纸政令，让数千人的人生瞬间崩塌。在皇权彻底落幕的民国乱世里，这群身份特殊、身体残缺、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末代太监，自此散落民间，开启了各自颠沛的余生。
不过有一说一，同清宫太监，他们的后半生却天差地别。极少数身居高位、手握实权的上层总管太监，是整个群体里唯一的幸运儿。他们在数十年宫廷生涯中，积攒了丰厚的财富与人脉，靠着这些财富，出宫以后也衣食无忧、排场十足。
晚清总管太监小德张，便是最典型的代表。
小德张原名张兰德，天津人。1891年入宫当太监，1909年，按照慈禧的懿旨，升为长春宫四司八处大总管，权倾一。当时各王公贵族、朝廷大臣晋见隆裕太后，必须得到小德张的首肯。
1913年，隆裕太后去世，他也主动离宫，在天津英租界置办豪宅大院，摇身一变成为租界寓公。
溥仪在自传中曾专门提及他的奢华生活：
“在英租界有一座豪华的大楼，有几个姨太太和一大群奴役伺候他，威风不下于一个军阀。”
1928年小德张母亲病逝，他完全依照清代王府最高规制操办葬礼，丧葬排场轰动整个天津城。
即便晚年家道逐渐衰落，他依旧坐拥房产田产，衣食无忧。他的最后一处住宅——位于今天津市和平区郑州道和湖北道之间的一处花园式豪宅，以240匹布的价格，售于天津市纺织局，作为工人疗养院使用（毁于唐山地震）。
其本人在1957年安然去世，享年八十一岁，是末代太监中少有的得以善终的人物。
相较于顶层太监的富贵安稳，绝大多数中下层太监的出路，却满是无奈与坎坷。
不少人出宫后的第一选择，便是回归故土，试图安稳度过晚年。可在近代社会，太监身份自带极强的歧视属性。在传统宗族观念根深蒂固的民间，残缺的身体、特殊的身份，让他们沦为旁人嘲讽、排挤的对象。
乡土的包容度极低，回乡养老，往往只是另一段苦难的开始。
民国史料中记载过大量真实案例，这里简单列举几个。
清宫老太监李简亭，在宫中勤恳当差五十年，省吃俭用攒下半生积蓄，出宫后投奔弟弟一家，定居在雍和宫附近。
本以为能安稳养老，却因生活琐事、观念差异与弟弟矛盾不断，亲情彻底消磨殆尽。无奈之下，他打算收个义子安度晚年，却遭遇恶意诈骗，半生积蓄几乎被洗劫一空，晚景凄凉。
还有一位李姓太监，入宫前早已娶妻，本有完整家庭。奈何辛亥革命爆发，时局动荡，他入宫仅数月便被迫出宫，带着仅有的二十块大洋返乡。
本想回归农耕生活，却终日遭受乡邻的指指点点、流言蜚语，夫妻隔阂日益深重。长期的精神压抑与旁人歧视，让他郁郁成疾，年纪轻轻便撒手人寰，最终沦为乡间闲谈的笑料。
现实中的太监小德张，旁边据说是过继的兄长的儿子
一个叫张修德的太监曾回忆：“当太监的都是贫寒人出身，你在宫里待上几十年，你的家也许早就没处找了。而且有的太监从小就被人拐出来，连自己也不知道家乡住处在哪儿。”
更有一部分太监，因常年在宫中低位隐忍、受尽屈辱，心理早已扭曲。有地位和财富的太监出宫以后，便将半生委屈发泄在家人身上，苛待妻妾、肆意施暴。
民国多地报刊均有记载，不少太监的妻子、儿媳不堪虐待，公然一纸诉状告上公堂，这类家庭惨剧在当时屡见不鲜。
所以，回乡养老，对很多太监而言，算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。
无处可去、无家可归，是清末普通太监的常态。也正因如此，依托寺庙抱团养老，成了绝大多数底层太监的唯一归宿。
这一传统也不是在清朝才出现的，早在明朝，有权势的太监便大肆捐资、修缮佛寺道观，将宗教场所当作自己的后路与归宿。
清代对太监管控愈发严格，但寺庙养老的习俗一直延续。到晚清时期，大批太监皈依道教全真龙门派，还衍生出专属太监的霍山派，道观彻底取代佛寺，成为太监最主要的养老居所。
为了安稳养老，太监群体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互助模式。
他们通过集资组建养老义会，入宫期间定期缴纳会费，出宫后便可入住专属寺庙抱团养老，这类场所被他们称作“兄弟庙”。
同时也有部分地位较高的太监独资购置庙产，收留流离失所的底层太监，入住者无需缴费，只需承担寺庙杂役劳作即可，这类庙产则被称为“子孙庙”。
太监们通过出资修缮、入股、赎买等方式，牢牢掌控着寺庙的经营权，为自己搭建起乱世里的一方容身之地。
但有一说一，寺庙养老的生活，远没有世人想象的清净安逸。褪去宫廷光环，绝大多数底层太监囊中羞涩、一无所有。
北京万寿兴隆寺作为清末最知名的太监养老地，居住环境极其恶劣。很多年迈太监无钱度日，只能依靠他人施舍的残羹剩饭勉强度日，常年在贫困、病痛、孤寂中苦苦支撑。
既无积蓄、又无亲友、也未加入养老义会的太监，命运最为悲惨。这些人被逐出紫禁城后，彻底沦为社会边缘人。大部分人只能流落街头，靠乞讨、摆摊、零工度日，常年挣扎在温饱线上，冻饿致死是常态。
民国汉学家蒲乐道曾在三十年代，记录过一位宋姓小太监的悲惨晚年，字字句句皆是心酸。
这位宋太监出身赤贫，九岁时被父母以几块银元的价格净身送宫，他在宫中一辈子只是端茶烧水的底层杂役，无权无势、无财无依。出宫后无亲无故，只能靠着旧日主子的零星施舍，蜗居在破旧小屋中苟活。
蒲乐道在回忆录中写道，这位老人身形瘦小、嗓音尖细，举止柔弱拘谨，自带深入骨髓的卑微。与人交谈时从不敢直视对方，始终带着讨好的浅笑，半生谨小慎微的宫廷生活，早已刻进了他的性格深处。
谈及入宫的选择，老人只剩无尽悔恨，直言若是重来，宁可饿死，也不愿做一辈子残缺之人，以至于终生无后、毫无尊严。
可话说回来，即便受尽屈辱，宋姓小太监依旧对紫禁城有着复杂的眷恋。虽然宫廷生活冰冷残酷，却给了他一生唯一的归属感。晚年孤苦无依的他，身边仅留存一面小鼓、一件旧宫袍。每到深夜，他便轻敲小鼓，复刻当年宫廷的朝仪，在虚幻的仪式感中，消解无尽的孤独。
他靠着帮人写字、清扫小庙谋生，日子清贫苦涩，可每当谈起宫中旧事，眼底总会闪过一丝微光。时代抛弃了他们，而他们，也只能靠着仅剩的精神回忆，来勉强支撑残生。
中国最后一位太监，叫孙耀庭。
在数千名末代太监中，孙耀庭的一生最具代表性。他是中国最后一位太监，从清朝、民国，并跨入新中国。其半生跌宕起伏，也算是完整见证了旧时代的落幕与新时代的新生。
1902年，孙耀庭生于直隶（河北）天津静海县一户普通贫农家庭，和前边那位小德张是同乡。原本家中有薄田草房，尚可安稳度日。奈何乡间恶霸横行，其父被当地地主尚步瀛构陷入狱，土地也被剥夺，家道彻底崩塌。
恰逢1909年，大太监小德张回乡耀祖，风光无限，这一幕深深刺激了年幼的孙耀庭。1910年底，年仅十岁的孙耀庭在父亲的帮助下，私自净身。孙耀庭醒来得到的第一个官方消息，就是宣统皇帝的退位诏书，大清朝正式终结。
孙耀庭的“太监梦”差点被终结。1916年张勋复辟，溥仪不顾《清室优待条件》中关于不在新招太监的规定，重新在全国“招聘”太监。十五岁的孙耀庭经人引荐，先进入载涛（溥仪七叔）府中当差，1918年，又经由宫内太监赵荣升引荐，进入宫中当差。
聪明伶俐的孙耀庭凭借机灵勤勉，进入端康皇太妃的戏班，偶尔为太妃读报解闷，渐渐站稳脚跟。就在他以为生活逐渐步入正轨时，1923年紫禁城突发大火，溥仪认定是太监偷窃文物、纵火销赃，一怒之下大规模遣散太监，孙耀庭也在驱逐名单之中。
不过得益于往日勤勉，端康皇太妃念其忠心，又将他召回宫中侍奉。几经辗转，他被分到皇后婉容的储秀宫当差。
婉容性情温和、待人宽厚，在人人自危的紫禁城里，孙耀庭度过了一生中最安稳舒心的一段时光。
好景不长，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，溥仪被彻底赶出紫禁城，清宫旧制彻底瓦解。孙耀庭先是跟随婉容迁入醇亲王府，不久后溥仪投靠日本人，原来的旧宫女、太监，被醇亲王尽数遣散，孙耀庭再次回归民间。
回归故土的孙耀庭，彻底陷入绝境。
他不通农耕、无田无业，多年积攒的微薄薪资，早已为三弟婚事耗尽。为了减轻家庭压力，一无所有的他又重回北京，进入上文提到的万寿兴隆寺，与一众落魄太监抱团求生。
1932年，溥仪在长春建立伪满洲国，再度招募太监。心存侥幸的孙耀庭远赴东北，入职伪满宫廷勤务班。
不过这时的溥仪受制于日本人，终日压抑暴躁，喜怒无常。身边太监稍有不慎，便会遭到辱骂毒打。终日如履薄冰的生活，让孙耀庭身心俱疲，还染上肺病。最终拿着五百元的遣散费，孙耀庭彻底结束宫廷生涯，第三次回归民间。
殊不知，这次经历，更加剧了孙耀庭在老家的尴尬处境。
他原本是清廷太监，现在又多了一个伪满洲国太监的名号，老家人看不起，日本人则因为他曾侍奉过婉容，想拉拢他出任伪职。
迫不得已，孙耀庭第二次回到北京万寿兴隆寺，和师傅陈泽川一起居住。
此后多年，孙耀庭定居北京寺庙，潜心安稳度日。北京解放前夕，他主动参与地方事务，担任军民联合办事处粮秣委员，为解放军筹措粮草、招募向导，为地方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迎来了真正有尊严的人生，负责北京寺庙管理工作，拥有每月16元的补助，积极参与抗美援朝募捐，后来还当过6年的出纳，每月工资35元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全国仅存三位末代太监，马德清、刘兴桥相继病逝，孙耀庭成为中国最后一位在世太监。
晚年的他放下半生坎坷，心境豁达通透，九十三岁时提笔写下“国正天心顺，官清民自安”的条幅表达自己情怀。还出版了自传《中国最后一位太监》，以亲历者的身份提供了很多宫廷史料。该书甚至被改编为电影。
1996年，九十四岁的孙耀庭在北京广化寺安然辞世。他的离去，标志着延续数千年的中国太监制度，彻底退出历史舞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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